1996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华美术民俗》一书，这本从形式、内容到意义都颇为“沉甸甸”的大书的问世，不仅是其作者——锡伯族女画家王惕——多年心血的结晶，同时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该书首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视觉传承论。
视觉传承论的提出，在国内外都是首创。它不仅是美术与民俗学的综合交叉，而且集中了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美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过去的民俗学只提语言传承和行为传承，而美术民俗提语言传承和行为传承显然不合适，提空间艺术又太空泛，还是王惕所提出的‘视觉传承’最合适。”他称赞王惕“在民俗学理论研究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的确，王惕的视觉传承论超越了鲁道夫·阿恩海姆的理论，提出了“眼睛不仅仅是反映客观的照相机”，“眼睛本身有感知，有视觉思维，眼睛一方面在被动接受，另一方面有积极的知觉，它时时在搜寻，捕捉，并有自己的需求”的新观点，点明了“眼睛”在视觉传承中的本质意义和重要作用，从而也奠定了这一全新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
《中华美术民俗》的出版使全社会认识了一位多年来含辛茹苦但不辍耕耘的学者。年届花甲的王惕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高级职称，她所有的只是一身的疾病和一生的心灵创伤。但正是她，竟然孤身一人用7年的时间行程1万5千多公里，自费到各地采风、写生、收集素材。路途中，贫困的她常常食不果腹，晚间还要到庙中求宿，才能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她所承受的痛苦和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忍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王惕就是这样完成了58万字的书稿，并亲手绘制了全书461幅插图。她的书被人称为“传世之作”，很多人钦佩她的“大器晚成”，有的同行在得知了她的遭遇和事迹以后，真诚地赞她为“当代女太史公”。
事实上，《中华美术民俗》还不是王惕的全部研究成果，目前她还在准备编写该书的下卷。她说，这门学科实在是一座“富矿”，亟待大力的开拓和发掘。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王惕说：“从资金等各方面条件来看，靠我一个人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困难的。”她真诚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来。王惕介绍说，曾有一位名叫鲍玉珩的美国北卡罗来纳洲的华人教授提出合作的要求，但他一会儿说要翻译王著，一会儿又说要合作重写，语焉不明，似有企图盗版之意。当王惕一再声明愿意合作编写一本《作为视觉艺术的中国民俗艺术》时，此人却又杳无音信了。王惕通过这件事情告诉记者，她需要的是人们对她劳动成果的尊重，更是真诚的、学术上的合作，她说，从视觉传承理论出发的儿童“视觉开发”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它可能对未来的教育、心理等诸多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能够编出一套这方面的教材，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但是，她现在手里的研究还在紧张地进行，编教材的庞大计划不是她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的。她期待着学术界的支持和合作，也期待着这一由她亲手缔造出来的新学科能有更加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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